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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三个试管婴儿

1999-06-20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唐会仙

1995年春节前夕,我终于听到了盼望已久的三胞胎女儿张晶晶、张鑫鑫、张森森响亮的啼哭声,我激动地将她们紧紧搂在怀里。听医生说,她们是亚洲第一个三胞胎试管婴儿,她们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生殖医学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现在,她们已经四岁了,个个活泼可爱。很多人来信问我,你当初为什么要接受试管婴儿手术?三个孩子现在怎么样?

艰难的求子之路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三胞胎的母亲,我叫唐会仙,是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保健站的医生,是土族;孩子的父亲张问龙是县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是仡佬族。

我们是1988年结婚的,婚后感情很好,但有一块心病,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经过检查,发现是由于我的输卵管不通造成的,虽然多次到省里治疗,仍然没有好转。最后,医生给我下了一辈子不能生育的“判决书”。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当头一棒。

正在我绝望的时候,有一天,我丈夫在《健康报》上看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学院的张丽珠教授开展试管婴儿的报道,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我把圆做母亲的梦的惟一希望寄托在现代生殖医学的发展上。当然,这对我们身处边远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真好比是天方夜谭。

1994年3月20日,我们拿着四处筹集来的钱,惴惴不安地踏上了去北京的征途。一路上,我与丈夫不断想像着,见到张教授,该说什么?她真是“现代观音”吗?她有把握让我们试验成功吗?

我们先坐汽车到了遵义。我路上晕车,张问龙下了车就去买药。没想到他在路上被两名歹徒抢劫,经过一阵拼搏,体力不支,被歹徒用刀将左脚刺伤,鲜血直流,身上的钱和证件也被他们夺走。他气得要命,只好自己去医院缝合伤口。

第二天,他的伤口疼痛加重,不能行走,好心人都劝我们回家算了,可是我们决心已下,不见到张教授绝不回头。我们在遵义住了两天,他在旅店养伤,我去找有关部门出具证明以便继续行路。

3月25日,我们终于到了北京,没顾上休息就向人打听怎么去医院。第二天,我们到了医院,见到挂号处窗口挂了一个牌子“张丽珠教授的号已满”。我们才知道找张教授看病的人很多。

又过了两天才挂上号,可是这时已经错过了我的排卵期,无法给我进行检查,只好等下一个月的排卵期。

别人劝我们,好不容易来趟北京,还不趁机好好玩一玩。可是,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哪儿有那份心情!再说,我们借来点钱很不容易,北京的吃穿住都很贵,景点的门票更是贵得吓人,哪能把钱用在旅游上啊!可是,回家路那么远,来回折腾路费也花不起呀!怎么办呢?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遇到一个病友,是河北的,一打听,竟与我嫁出多年的小姨在一个县。我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住到小姨家去!我们和病友一起到了河北河间县,好不容易摸到小姨家。她十分吃惊,可还是热情接待了我们。

四月份,我们再一次到了北京。可是张教授已启程出国参加一个重要学术会议去了!再次错过了机会使我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泪水一次次打湿了面庞,信心也动摇起来。

丈夫张问龙果断地说:“走!我们回小姨家!”当我们到了河间县,暴雨如注,根本无法行走。我望着铁灰的天哭着喊:“老天爷,你为什么这么折磨我们呀!难道我们要一个孩子就不该吗!”

住到小姨家后,我让张问龙先返回贵州,不能为了怀孩子,两个人长期不上班呀!我一人在这儿等吧。张问龙不放心地走了。

5月份,我第三次来到北京,终于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张教授。她很耐心地为我做了检查,认为我可以接受手术,但她又告诉我,要做好思想准备,试管婴儿的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成功率只有15%左右,要做手术不仅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还要准备承担风险。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这么千辛万苦地到了北京,等了两个多月,不就为了这一天吗!无论冒什么样的风险,我也要试一试!我一定要当母亲!

于是,1994年6月9日,我接受了试管婴儿手术。这种手术就是将卵子从我的身体内取出,然后再将丈夫的精液取出,让它们在体外试管内结合,形成一个早期的胚胎,然后将这个胚胎植入到我的子宫里面。

三胞胎姐妹降落人间

6月21日,该做妊娠化验了,我们夫妇别提多紧张了。经过检查,医生对我说:“你已怀孕,可能是多胎。”我们特别激动,因为根本没想到这样一份好运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医生接着嘱咐我说,试管婴儿的早产率高,你要注意生活调节,同时要保持一份好心情。

两个月后,我做了一次B超,确认怀的是三胞胎。张教授说,你们这是亚洲第一个试管三胞胎,是中国生殖医学领域的一个奇迹,希望你在北京监护待产。可是,我们这种经济状况,怎么可能在北京一直住下去呢!张教授很同情我们,给当地政府写了一个我怀孕情况的证明,请他们对我多加关照。

一周后,我们返回了家乡。亲人朋友知道了我的情况,都替我们高兴,并筹集了一些钱让我好好地度过妊娠期。在整个妊娠期,我的心情都不错,也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我还是为将来是否能顺产暗自担心。

11月份,丈夫护送着挺着巨大肚子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北医三院安排了医生和护士对我进行了特殊监护。我和我未出生的女儿成了引人瞩目的焦点。

1995年元月30日,我们的女儿晶晶、鑫鑫、森森终于不负众望,呱呱地欢叫着来到人间,成为亚洲首例三胞胎试管婴儿。她们的体重分别为2045克、2000克、2050克,个个身体健康、面色红润。我与丈夫喜不自禁,我们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三胞胎试管婴儿成功的消息经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后,全国各地有许多人给我们来电和来信,询问情况并热情地帮助我们。地方政府也专门研究了我们家的问题,并且帮我们解决实际困难。

有位企业家看到贵州电视台的报道后,愿出资100万元,其中50万元用于改善我家的生活环境,50万元改善当地的办学条件。但他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将三姐妹中的一个送给他所在单位的一位痛失爱女的工程师抚养。

这笔钱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用这笔钱可以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可我们俩商量来商量去,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送走一个女儿,使我们这个幸福完美的家庭出现任何残缺,所以,我们还是果断地谢绝了这位企业家的美意。

欢乐的天使围绕着我

女儿们来到人间后,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欢乐,也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记得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两个乳房只能喂两个,总有一个不能同时吃,我就把小三放在肚子上让她看着姐姐先吃。只要其中一个刚把奶头松开喘口气,她就会马上扑上去吃,有时,等不及了,她就会用手去推姐姐。一次,我坐着喂奶,老大老二在吃,小三森森就在我的背后翻开衣服找,大概是想在我背后发现第三个奶头吧?这真让我忍俊不禁。

孩子没有摇篮怎么办呢?张问龙的手特别巧,他在屋子里的墙上打了几个洞,安了三个横梁,每个横梁上吊一个竹草编的兜,分别将孩子放进去。当孩子哭闹时,我们就拉着竹篓旁边的绳子一边摇一边逗她们笑。孩子长到了八个月后,就在兜里乱蹦乱跳,很不安全。后来,张问龙又想出一个办法,在窗户下靠上一个长长的凉板沙发,在沙发的扶手上横上一块板,在靠背上用一条长长的军用帆布带钉了三个圈,让她们一个人在一个圈里面站着,这样就不会摔倒。三个孩子站在木板上望着窗外,高兴得直跳,木板也随之上下颤动。

有一次,一个朋友带着老二鑫鑫去逛商店,看见小书包十分鲜艳可爱,就给她买了一个。鑫鑫背上后喜上眉梢,可她就是站在原地不肯走。我的朋友问她怎么了?她什么也不说,就是拗在那儿。直到我进去了,她才说:“妈妈,还有三妹呢!”我就又买了一个交给她。

刚出了商店门,她忽然“啊”了一声,小声对我说:“还有大姐。”自己就返身走回商店,对售货员说:“阿姨,还有我的大姐呢!”逗得人家直笑,就又给了她一个。她兴冲冲地把书包拿回家给姐姐妹妹分,以后逢人就显摆说:“我们有书包啦!”

她们仨虽然长得很像,但性格各异:老大晶晶文静温柔,稳健老成,寡言少语;老二鑫鑫眉清目秀,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老三森森乖巧伶俐,工于心计,但她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无论谁在外面有什么事儿都要想到另外两个,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都要给另外两个留一份。

两周岁后,三姐妹开始帮助我干活儿。我擦地,她们也争着要擦地,墩布只有一个,她们就抢。为了不让她们闹,我们家现在什么都是三个,拖把、扫帚、簸箕都是三个,别人到我们家都觉得新鲜。我洗衣服时,她们仨也要洗,弄得满屋子都是水,真叫人哭笑不得。

孩子睡觉的时候,晚上谁都说要挨着妈妈,我的左右各躺一个,另一个就趴在我肚子上,津津有味地听我讲故事。有时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趴在肚子上的小三就会问:“妈妈你疼吗?”问是问,但就是不肯下来。有时我困倦得要命,讲着讲着就睡着了,她们就用小手拼命扒开我的眼皮,说:“妈妈别闭眼呀!我们还要听小羊和狼的故事。”我被她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硬撑着给她们讲,一会儿就又睡着了。说实在的,有了这仨女儿以后,我们两口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睡上一个囫囵觉。

孩子大了,我们就常把她们带到山坡上去玩,让她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新鲜空气,享受温暖的阳光。有时她们走得累了就蹲在地上不肯走。我们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找来篾工师傅编了一个特别大的背筐,走不动了,就把她们放进去。放进去一个,另外两个就要闹,只好把三个都放进去,让她们的爸爸背着。

她们在背筐里叽叽喳喳地说话,指着周围问东问西。遇到山路不好走,她们就会说:“爸爸不要把我们摔掉了!”

平时上街呢,也是要三个一起去,两个孩子拉着我的两只手,另一个怎么办呢?只好拉着我长长的钥匙链。女儿还说:“妈妈是我们的班长。”我们就这样排成一队在街上走,很开心,引来过路人羡慕的目光,有人说:“瞧着一家子,像演杂技似的。”

1998年9月,我把孩子送进了幼儿园。老师为欢迎这三个特殊儿童的到来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她们在幼儿园里很快就融入了集体。起初上课时,老师问一个人问题时,三姐妹准会同时起立回答,引来一片笑声。在老师的帮助下,她们才开始认识到她们仨并不是一个人,不能什么都代替对方。

孩子们有了这点“自我意识”后,上街就麻烦了。有时我们到书店,晶晶要这本,鑫鑫要那本,老三又要别的,一趟下来,就是不少钱。有时我身上没那么多钱,孩子又不肯走,我就很难为情,找个理由对孩子说:“这本不行,长大点才能看。”售货员就说:“没关系,拿去吧,以后有钱了再交也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小姐仨说,我们家只有这些钱,再买就超支了。

今年年初,上海吉尼斯总部来电说,已审定通过将我的三个女儿载入《世界吉尼斯大全》,并邀请三姐妹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领证晚会。其他还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给我们来信和寄来钱物,有的还提出让我们出面参加活动。我很感激这些人对试管婴儿姐妹的关心,但说实在的,应付这些事儿也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负担。我对孩子未来是否能健康成长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我的孩子得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比别的母亲有着更多的担心,我非常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好的环境保证她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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